第五一七章 眼底光辉 掌中烛火(下)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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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而在老夫,是要引人欲、趋天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温暖的书房里,秦嗣源缓缓地说出这段话来,那一边,宁毅偏了偏头,目光之中,闪过了无比复杂的神色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在这世间,但凡是人,皆有私欲,私欲膨胀,人便被蒙蔽,看不到他所行的对错。我等儒生这么多年以来,各种学说纷繁嘈杂,所为的也不过是求一条道,大同之道、君子之道。这些道,终究是相通的,最终能令这万物有序,令天下之人各司其职,他若贪婪,当教化他何物该贪,何物不该,当教会他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他若沮丧,当教化他前行之间,何为正途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顿了顿,续道:“这世间为何如此,何以要如此,最终能令世人找到答案,不至迷惘。这是道理,也是天理,老夫此生六十余载,犹然磕磕绊绊的,找不到一条直路,但为人者要如何,为何要如此的一些浅见,籍着注解这几本书,便都已经写在里面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尧祖年说了句似乎是褒美的话,秦嗣源摇头笑了笑,宁毅在这边,却是低声道:“存天理,灭人欲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立恒所说的,却像是老夫所想的圣人之境了。”秦嗣源呵呵笑了出来,“引人欲与天理相合,也正是使小我大我相一,可在这世间,真能做到相一者,又能有几个?我辈写书,推行教化,最重要的并非告诉他们道的终点为何,而是道理的本身为何,由他们自己去理解,让他们自己去走,他们若能听懂其中道理,自然能使人欲逐渐趋向于天理。至于能存天理、灭人欲者,也只能说是人欲与天理已然相合一致,如同孔圣人一般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,本身的欲望,已然不会偏离大道,如此倒可说是,灭人欲了……但孔圣人至此一步尚且年至七十,我辈……怕是此生难到。只能将一得之愚,说与他人听听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说到这里,他也颇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:“说些题外之话,老夫这数十年来,见过人之愚蠢,数不胜数,可从另一方面看来,他们每一个人,又都好像是些聪明人。他们……看起来每个都明白大义为何,可又总是迫不得已,为官者贪,何能不贪?身边的人都贪的时候,你怎敢不贪。为将者怯,何能不怯?当身边的人都要往后跑时,你怎敢不跑。听起来,似乎大家都是迫不得已,你该指责他,似乎又不该指责他,老夫这一生用谋过甚,每每想起,总觉得身后难得好名,可若不这样做,又总是难以成事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老夫又想,究竟是否有一方法,可将此事纠正。最后思前想后,只能将道理说清楚,若每一个人都能明白道理,私欲或许便会少些。若兵将能通其理,则兵将不畏死战,官员通其理,或能少贪墨,若如今这些屯粮的商人,也能通其理,或许便能知道他们所行之事,于家于国,大有损害,或许这手段便能轻些,也或许……林趋庭,便不会死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摇头笑笑:“当然,这也是老夫想得太多了。这几本书,虽然注解有时,但能得几个人看,还是难说。立恒你那边书社办得还不错,待到老夫修完,可得替老夫印一印、发出去,若能得三两好友认同,老夫此生,也算是留下些什么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宁毅看着他,片刻点了点头:“……当然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秦嗣源对这些书的说法基本便到这里。他的思想已经在书里,口头上不用解释太多,只在尧祖年、闻人不二等人偶尔询问时,解答一二。宁毅埋头翻书,从中寻找一个一个的注解,推演出去,脑中闪过的,是那两个年头。

        引人欲、趋天理。存天理、灭人欲……

        这是……理学啊……

        宁毅在后世,对于理学并没有仔细去研究,对儒家,也仅仅是欣赏。但是以他的能力,有些东西即便是欣赏,也是能够稍稍解构的。理学在后世颇遭诟病,但对于宁毅来说,一个能流传千年不断发展的东西,如果有人说这纯粹是糟粕,其中是没有道理的,他只会直接将这个人看做是智商为零的白痴。

        理学和儒家,纯粹是被五四运动盲目抛弃的。在后世的一些学者或愤青眼里,有一句话叫做:中国人没有敬畏之心。这不是假话,五四运动前,中国人遭受了最为巨大的屈辱,于是在外来文化入侵时,迫不及待地推翻和打到了自己原本的一切。这种外来文化的入侵,在当时是有先进的一面的,然而当时的国人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文化,却并没有学到对方文化中的核心精神,后来漫长的阵痛期,精神文明的崩溃和无处皈依,是很惨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宁毅看来,儒家,包括其他的一切学说,研究的都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该如何自处,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,人该如何抑制和引导私欲,以怎样的一种形式构成国家,能令这个国家最为辉煌,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相对最好。这是所有哲学体系的根本,从几千年前到后世,从来就不曾改变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么,儒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如果从头看到尾,创立它的孔子,并非是后世的那个道德宗师,他其实是很讲究务实的,在一方面,他以道德的追求为最高标准,另一方面,他其实是以社会现实为考量,教人做事。从子贡赎人的故事,到以直报怨的劝诫,再到“乡愿德之贼也”之类的论点,相对于后世儒家发展到“礼在理先”、再到更后世一味地教人谦和、退后却从不明白地厘定个人权利“讲礼不讲理”的纯乡愿社会,儒家的起点,其实是“先讲理,后讲礼”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孔子之后,儒家发展一千多年,到了另一段历史中的宋朝,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,利益开始更大程度地引导人们的欲望,商业发展,阶级开始变得混乱时,社会需要一套更加明确的规范,甚至于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枷锁,去告诉别人,你应该做什么,不应该做什么,你的位置在哪里,你能追求的东西在哪里。在当时,这样子来确立一个国家,本身确实是最合理的。

        理学,其哲学中心便是理、天理,一亿个人组成一个国家,以怎样的方式,这个国家最和谐稳定,这是就天理,而即便在后世,人们也知道大我与小我的分歧,个人与国家的分歧,要从小我至大我,个人肆无忌惮的欲望,就必须被压制和引导。

        人的本身,乏善可陈,他也是可能性无限的动物。但仅以社会构成而论,最坚固的社会是什么呢?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最为严格的阶级,但是数千年来,他们国家连一个说得出的起义都没有,何其牢固。儒家在厘定规矩的同时,实际上保留了人们往上走的路,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够脱颖而出,甚至希望在“某一天”,天下大同、人人如龙。也是因此,中国在那几千年间,创立了最为辉煌的文明,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静死寂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对于大儒来说,创立一个学问,有他们本身高深的内涵在内,求的是知己。那时候讲学问,有个愿打愿挨的准则,你愿意学,我才告诉你,你不懂,那多半是你愚钝。朱熹的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是一种圣贤追求的最高状态,所谓人欲,并非欲望,而是私欲。他们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怎样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,其中当然也有种种苛刻之处。但作为普通民众或是平头百姓,未必能够明白“为什么”,那好,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到最后,框框条条剩下了,道理上理解的人,却并不多。

        民可使知之,不可,使由之:你能理解的,我告诉你道理,你理解不了,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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